中国是文明体国家，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本体的一些最重要的价值理念，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，不仅适用于过去，也适用于今天，而且具有普遍的意义
其二，程颢喜从易学重视生生的角度来讨论一体之仁。当代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，现代性问题的重要表征在于它不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面临的问题，而是全人类、全球性的普遍问题（尽管它可能会因为地域、民族或文化等因素而具有某种特殊性）。
不仅如此，程颢还指出，其他的伦理规范与德目，如义、礼、知、信等，也要参照着浑然与物同体的新仁学观念去理解，去实践。海水凝则冰，浮则沤，然冰之才，沤之性，其存其亡，海不得而与焉。朋友指着岩中花树说： 天下无心外之物，如此花树，在深山中自开自落，于我心亦何相关？[40] 阳明的回答很妙： 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这种意义上的共生思想，恰恰与现代的生态有机主义、共生思想表达了相同的价值取向，即不是完全让人退回到原始生产力状态，保持原始自然的一体之生机，而是要通过人类文明的照亮，展现人类文明特质，达到道德个体主体知觉与自觉的天人万物共生的状态。二程对于万物一体的知识论论述，虽然是哲学性的而非今日科学技术范围对于物性的具体认识，但对于今日共生主义的理论建构颇有启发意义：共生主义不只是一种道德、伦理、政治的规范性学说，它应该奠基于现代自然科学，特别是生物学、生命科学尤其是生态科学的基础之上，进而为共生主义的实践提供切实的操作程序。
至静无感，性之渊源，有识有知，物交之客感尔。在《大学问》中，王阳明将孟子所云恻隐之心发挥得淋漓尽致：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，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，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。【4】据此，所谓行事，本系诸国史籍所书以往史事，即天子、诸侯以及卿、大夫、士的行事之迹。
故孔子欲立朝行事而不得，乃奔走于列国间，以谋得国，至晚年笔削往古行事而作《春秋》，皆圣人所以行其道也。因此，不独《春秋》为刑书，其余诸经亦具有律法性质。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？岂人情天理？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康氏谓《春秋》为定律之书，即汉人所谓刑书也，而不同于《论语》为名理之书。
况先以伯讨以明事，由王法官断而著非子所得围。盖教众（君子）自可勉以学道，至于包括异教徒在内的普通民众（群氓），则当以律法相维耳。
关于行事的派生内涵，即便宋儒亦有所论。可别见于《论语》以明第一义，若因事判案，则《春秋》乃是律例，当准乎情事，不能太高也。此正名之大者，为政所先务也。程颐尝言： 《诗》《书》载道之文，《春秋》圣人之用。
圣人之用，全在此书，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。此种说法，与公羊家的理解并无不同，即视《春秋》为万世治法之书。据《列子·仲尼》记载，孔子自谓曩吾修《诗》《书》，正《礼》《乐》，将以治天下，遗来世，非但修一身、治鲁国而已。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
然而，后来儒家对治法的理解，常嫌偏颇，尤其是将礼与刑对立起来。又据《后汉书·应劭传》，献帝时，应劭奏曰： 故胶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。
至于颜渊、仲弓、曾子之徒，则不过具体而微之圣人，唯长于修身而已。6 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·序》，第1页。
或问之曰：任礼任刑，二指孰长？应之曰：刑书者，乃所以为礼义也，出乎礼，入乎刑，不可以中立。酌乎礼之中，参乎其事之轻重，断以圣人书法之繁简，则《春秋》之旨可识，而天下难处之变可处矣。草上之风必偃（《颜渊》）等片语只语，以为儒家治国，唯通过少数君子的榜样作用来实现，而在下之愚氓亦当效法君子而自治耳。然而，此中真意，虽及门弟子犹不能领会。汉高祖时，规定廷尉所不能决，谨具为奏，傅所当比律令以闻。尤其自西晋《泰始律》颁布以后，确立了准五服制罪的原则，标志着儒家经义被引入法律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之中。
此意如何？先生曰：恐难如此。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？曰：可。
曼姑臣也，距之者，上为灵公命，下为辄故，义不可以子诛父，故但得拒之而已。对儒家来说，律法不独施及下民，亦当施诸己身，而其法则有宽严之不同。
不过，汉儒的这种倾向，并非由霸王道杂之而来，实基于孔子作为行道的圣王而来，可以说，孔子既垂王法于《春秋》，则《春秋》自然具有刑书的性质。公卒，夫人立之，又辞。
明法律可立辄，国人得拒蒯聩。【10】 失礼则入刑，表明了礼与刑的合一。10 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六《陈宠传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554页。【3】 其后，司马迁《太史公自序》述董子之说，亦曰：我欲载之空言，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
以为见之空言，不如行事博深切明。其说虽高远，然实偏狭，反不若汉儒性三品说能得治世之要也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如药方，《春秋》如用药治病。父有父之义，子有子之义，王父及孙有王父及孙之义。
此等说法，不仅忽视了对儒家经典的整全理解，而且对传统律法的精神亦不甚明瞭【20】。26 《魏书》卷一○一《刑罚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3131页 27 《魏书》卷四十八《高允传》，第3131页 28 《汉书》卷二十三《刑法志》，第1101页。
《公羊传》云： 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？伯讨也。【7】 胡氏以为，孔子本欲效黄帝、舜、禹、周公行王法于当年，则有为真王之志也。15 案，此处所引胡氏说，大略见于胡宏《论语指南》，其中论卫辄事云：蒯聩无父出奔，失世子者，罪其轻佻谋非常，至于出奔失世子之道也。立律之周详精细，无处不到，可谓至矣。
然则曷为不立蒯聩而立辄？蒯聩为无道，灵公逐蒯聩而立辄。13 黄晖：《论衡校释》卷十二《程材篇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7年，第633页。
使夫子果为政于卫，其将周旋父子之间，使辄辞位而纳蒯聩，则辄无拒父之名，蒯聩复世子之位，灵公亦无黜子之过。其别公羊决狱十六篇，颇佚亡。
案，史籍中颇载汉臣以《春秋》决狱之事。又譬乡人有不孝子，因欲弑母，而见出于其父，投告于族，存案于官，父传产业与孙。